八几年的属狗的今年多大

散文|审视童年

文/余长城

1

五点钟醒来，有如复生。沐浴，最初的洗礼。吃早餐，有如吃奶，一个是包子，另一个是河粉。北方的包子，广东的河粉。

五点半，坐阳台上，看童年的天空。天垂象，东方是龙吸水的一条乌云。六点钟，乌龙沉入沧海，浪涛朵朵。七点钟，海上日出，光芒刺眼，天象结束。

如果把童年分成两段，六点钟是入学的童年，五点半是童年开始，七点钟则是童年结束。

昨夜借一杯水酒进入。梦见跛一条前腿的狗，离开城市前往故乡，它要去故乡帮我取回什么。那是一条我童年时的黄狗，它的腿什么时间跛的，我竟不知。它要帮我取回什么，我也不知。我并没有授意它回到故乡，沿着车水马龙的公路，沿着黄昏和暮色，不顾危险。它如此忠心，带着对狗的怜悯，我只好追随它回到故乡，到那个山村。它的口中已衔出我的什么宝物，是我遗忘在故乡老房子里的，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我并没有回家、进门，只是抱住了狗，带它回城，但它却凭空消失了。

酒是二锅头，北方的二锅头，菜是炒田螺，广东的田螺。这酒和菜是在我青年后才感知的，童年时并无认知。感知的是异乡，认知的却越来越遥远，需要借助，进入梦乡。在某些夜里，酒能打开回乡的路。

我并不刻意如此。然而时间，在它每天将要停止的时候——我知道这种停止，在刺目的光芒黯淡下去，如同一个老年人进入暮色，只需要一杯酒，早晨与黄昏就会进入。

我也并不需要这种复生。醒来后我还是我，是一个日益走进黄昏中的我，不再显得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阳台无风，仿有轻烟自身边涌起、向上流动，这一种风发有如虚幻，有如错觉。

天垂象，使我又看到了童年的天空。那极遥远、隔着二锅头酒和炒田螺、隔着北方包子和广东河粉、隔着车水马龙和漫漫长夜的隐秘山村。那狗，那抱着狗头的童年、少年抑或如今。

2

有些人记忆较早，不是在五点半钟，而是在五点二十，甚至五点十五就有了记忆，如萧红、张爱玲，这民国时期的两大才女。

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记忆写作，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童年。最初的知识 于感知， 于印象， 于心灵的触动。后来，当经验成为一种知识并需要我们学习前人的经验知识时，我们便渐渐失去了往昔心灵的触动。

童年，面对看不懂的大人世界，印象所记住的一切，包括疑虑、懵懂、错误认知，长大后便得以一一化解，世界得到了纠正和明晰，正如泰戈尔所言，一切都是人生的亲证。那些缺乏童年印象的人，他们天生是不够敏感的，因此即使在长大以后，也总是缺乏人生的亲证。

例如我在童年时候看到的茅草房子，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印象，是区别于所有土坯（南方称为土砖）房的。土坯房的男主人，我从没看清他的脸，也不敢看，那是一个长年卧病在床的脸，他的身子似乎永远都不会发出声响，如同被人摆弄的昆虫一般。女主人有一个极恶劣的绰号——我只记得她的绰号，名叫“现报”。现报是现世报的简称，意为报应。她究竟做了哪些恶行，以致得到全村人的诅？还是说她的丈夫得病就是现世报的结果？她不过是时常偷一点别人家的蔬菜、队里的稼穑，以养活她那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丈夫死后，她终于带着两个儿子改嫁了，那三间经常被雨水倒灌的茅草房子立即就倒塌了。印象中茅屋为季风所破、家徒四壁、面黄肌瘦，长大后便得以一一化解。

又例如青砖的房子，是村里更好的房子，然而只有那么几幢，分属三户人家，也只有在靠近池塘路一侧的那一面墙是青砖的，其余的墙壁仍是土坯。

这三户人家处在村庄更好的位置，离池塘近，离水井近，离村口近——自然出村赶集最近。中间一户是外姓，解放前他的父亲还住在山里、村外，显然是土改时分得的房子，另两户应该是祖传的房子，不过又各分给另外两户各占一半。

我的爷爷便是这三户人家之一，因此那房子呈工字型，与另一户人家合用一个大门。工字型的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用木板隔成两层，分隔的一层称为木楼。那些木板都是一寸多厚、一尺多宽的。父亲说，从前，祖上有三座山，土改时划为富农。

另一户想必也是富农，因为户主有个绰号叫“小资本”。“小资本”几代单传，他的儿子后来考上了硕士，两个女儿都嫁到了香港。“小资本”的老婆是我二姑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姑。

爷爷与邻居两家合用的大门并未对着池塘，而是坐北朝南。尴尬的是，门口正对着生产队的猪圈。生产队刚修猪圈时，竟将粪荡（即粪坑）修在爷爷家的大门口。其时爷爷在大队林场伐木。爷爷回来后，气得将奶奶打了一顿，说奶奶太过懦弱。爷爷将粪坑填了，栽了一棵梨树。猪圈的粪坑只好移到猪圈的另一侧。饶是如此，小时候爷爷的大门口仍是臭气熏天，是不适合乘凉的，爷爷也每每割了艾草在门口燻蚊子。

3

我那小脚的太太在我四岁半时就去世了，我虽记得她的小脚，但不记得她的小鞋。太太是地主家的女儿，没有兄弟，陪嫁来一些田产，是导致爷爷被划为富农的主要原因。

太太去世后，村庄是仍有一些小脚，我便在一些人家看到一些小鞋。“小资本”的另外一个邻居便是一双小脚，她姓郭，人称“老郭”。老郭有三子一女，只有小儿子是她亲生的。老郭还是小郭时，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因此抽烟，成老郭后也常年叼个烟袋。那样子就很邪恶，因此我们小孩子是很害怕她的，春节拜年时也不敢在她家多坐。邪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常打骂她的另外两个儿子。在我小时，她的另两个儿子都已经很大了，因此打是不可能再存在的，骂则常有。

老郭的三个儿子都长得虎背熊腰，大儿子、二儿子分家前在老屋旁自建了新房。然而，老郭给大儿子娶回的媳妇却是一位瞎子，大儿子直到拜堂后才发现——相亲时并非如此，因此气得大哭一场。二儿子就一直没能娶亲，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倒插门入伙了同村一个寡妇。

同样地主丫鬟出身的还有我门上的三太。三太却是一位极贤惠之人，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极有出息。三个儿子都当过兵，门上挂着“军属之家”的牌子，二儿、三儿转业后都参加了工作，大儿子当过多年生产队长。三太现在九十多岁了，仍然健在，思路清晰。在她大约八十五岁那年，我还陪她打过一次通宵麻将，那一年元宵节我回乡送灯。

在我小时，农村老人是鲜有活到九十岁的。小时我见过最年长者死于九十二岁，是在我大姑家的村庄，我们村庄最年长的二位老人，一男一女，当时都是八十多岁。我奶奶的母亲，最后一次到我家来时，年龄为八十四岁。

姥姥也是小脚，是年轻时从息县逃荒到我们那里的，小脚踮了一百多里。姥爷是个烧窑匠，也算有门手艺。据说，当姥姥看到姥爷家七棵大南瓜时，就不肯再走了。

小脚更大的问题是不能下田挣工分，因此姥爷一生显得愁苦，没有什么话说，在家时常一个人坐在门口吸旱烟。小脚也不能挑担，农村的所有农活都是靠肩挑背驮的，姥姥的背只用来背孩子，背完八个儿女再背外甥、孙子。

奇怪的是，我倒不记得姥姥的小鞋是什么样子，或许那小鞋总放在暗处，不容易被我看到。

奶奶是放脚，二姑奶也是放脚，或许是放得早，那脚与正常人也没什么差异。大姑奶却是小脚，放不开了。大姑奶性格执拗，不肯与儿媳妇一块住，一个人住在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自已种菜，自己提水，自已隔离于相距十几米远的儿子房子——那是她原来住过的——之外。

三姑奶脾气更加执拗，与儿媳妇更加合不来，虽然她极爱孙女、孙子，但仍要与儿子儿媳分开过。三姑奶是出名的“刀子嘴豆腐心”，亲戚中所有的晚辈谁有逾礼、不孝之事，她必定一一当面指出。她的儿子是小学教师，后来做到小学校长、中学校长，也是极知礼、孝顺之人；儿媳妇结婚时即是村妇女主任，且与她同姓，然而却与她合不来。三姑奶一生没有生育，儿子是外甥过继来的；在一次家人隐秘的谈话中，我偷听到三姑奶做姑娘时偷闻过太太柜子里的麝香，因此不能生育。

太太的柜子——或许是奶奶的柜子——有一个夹层，里面常放些隐秘之物，多数时是一些首饰。奶奶的首饰，一根银簪子、一对银手镯、一对金耳环，在八十年代初期卖给邻村一个收古董的大姑娘了，连同二百多枚铜钱，我记得那些铜钱是一角钱一枚。事后，奶奶又被爷爷打了一顿。

4

父亲有位干妈，是爷爷的姨表弟的妻子，我称之为“亲奶”。太太有两个妹妹，土改时都划成了富农成分，后爷爷的两位姨娘的儿子都参加了工作，一个做到供销社主任，一个做到粮管所长。读过十年私塾的爷爷不肯参加工作，做了一辈子农民。

小时候，爷爷和几位姨表弟都在姥爷家读私塾，关系很好。我们当地，姨亲不算亲，很多姨亲是不相往来的，但爷爷与几位姨弟仍来往亲密，且亲上加亲。我亲奶的大女儿后来嫁给了我二姑奶的大儿子，我爷爷还想让我亲奶的小女儿嫁给我叔叔，不过没有成功。我最小的姑姑，后来嫁给我爷爷另一个姨弟的儿子。

童年时走亲戚，走得最多的就是亲奶家和三姑奶家。大姑奶、二姑奶家因为修泼陂河水库迁得太远，只有每年正月才去拜年一次。年岁稍长，能独自走亲戚时，去得最多的就是姥姥家和大姑家了。

在姥姥家，曾闹过一次笑话。舅舅问我属相，我说属水（1972年天干、地支皆属水，故属相称属水），舅舅问你明年属什么，我说属猪，再问后年属什么，我说属狗。

有时，小姨也会问我，你是最喜欢姥姥还是奶奶，起初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则学会说最喜欢姥姥。于心自问，我确实不知道更喜欢谁、最喜欢谁。从未满月到四岁半之前，太太带我，太太去世后，奶奶带我，母亲要做工分。奶奶虽然也做工分，却是给生产队放猪，总是可以带着我的。但是去姥姥家，每次都有红鸡蛋吃，还有咸鸭蛋，还有门前枣树上的红枣都是为我留的。

爷爷一生不得意，有时难免将怨气发泄在性格懦弱的奶奶身上。从划为富农成分之后的十四年间，生活困苦，奶奶生过好几个孩子，但总是不能养活，以至父亲比叔叔大了整整二十岁。人民公社开始，爷爷不在家，刚刚十二岁的父亲便开始帮奶奶干农活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父亲只上过一年半学。

八十年代，基督教传到农村，奶奶也信教了。但爷爷不允许奶奶信教，奶奶也只好放弃了。

奶奶其实是太太家的一位侄女，也是没有同胞兄弟，弟弟是过继来的，而且性格也是懦弱、谦和。因此虽然爷爷经常打过奶奶，邻村只有五六百米的舅爷也有耳闻，但终究从未给奶奶出头指责爷爷。舅爷比奶奶小很多，可能从小也没在一个锅里吃过饭，他的长子还没有我的年纪大。舅爷和他的同胞弟弟在集上各有一个铺面，家庭还算殷实，每次到两个舅爷铺上去买东西，分量是会多一些。

奶奶还有一位同胞妹妹嫁在丁李湾，虽然也是邻村，与爷爷家却没有亲戚往来。由此来看，奶奶在家庭中实在没有地位，也应了那句古话，姨亲不算亲。

奶奶懦弱的性格表现在特别胆小。小时候奶奶打死过一条双头蛇，因此直到晚年还在担惊受怕，根据迷信，打死两头蛇的人是活不长的。

5

农村喜欢打老婆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打儿子、打儿媳妇。打老婆、打儿媳妇，当然要顾忌老婆或儿媳妇的娘家，娘家厉害了，就不敢打。四姑嫁到婆家后，与婆婆不和，婆婆便怂恿公公打儿媳妇。爷爷听说后，大为生气，立即指令叔叔，带上我、我弟连同门上几位叔叔，去把四姑的公公打了一顿。四姑的公公，本是爷爷的姨表弟，是那位供销社干部的胞弟。

我们村庄的一位九太，最喜欢打儿子、儿媳妇、孙子。这位九太，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他的亲弟弟排行第十。1938年老九的亲弟弟被胡宗南部队抓壮丁去抗日保卫信阳城时，弟弟将媳妇及不到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不料他却将弟媳妇给卖了。1980年，老九的儿媳妇在领到生产队分的一坛茶油（田地已分，山林仍为集体）后，提油坛子的绳子断了，油没了，害怕挨打的媳妇就跑过家门口、跑到后冲水库淹死了。

那一年是黑色的一年，全村不到160人死了6个，其中有好几位年轻媳妇都是自杀的。那时分田地承包到户不久，年轻媳妇们并未理解富裕生活即将开始，只觉得生活压力更重了，在不堪丈夫或公公虐待之下，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生活压力比往年更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队的牛分到家庭了，要放牛；二是家家养猪，一般都养两头，每天要打猪菜；三是家家去开荒山荒地，以扩大自家的田地及菜园，甚至是扩充自家的树园；四是家家都开始种茶叶，采茶、做茶又是极费工夫的；五是家家都准备旧房翻新，在自家的田里做土坯，准备石料、木料；六是物价大幅上涨······等等。

土地承包使许多家庭的孩子都不上学了，五岁的孩子就开始放牛、打猪菜，十几岁的孩子就开始偷柴、偷树、找石头、找砖头，集体山林的大树不几年就被偷光了。

写到这样，忽然想写两场因为建房和偷树引发的村庄械斗。

神留桥村庄原是明朝延至民国的古集市，新县建县时（时为经扶县），古集一分为二，一半隶属光山县，一半隶属新县，但仍为集市。解放后供销社成立时，选址不在靠近光山县的神留桥村庄，而是在新修的马路旁边，位于生产大队中心地带的前张洼湾，因此新的集市也迁到前张洼湾，原神留桥古集就成为一个生产小队。神留桥湾住户姓氏庞杂，没有一个主姓。蔡姓一户人家建房时，地基延伸至余姓祖坟旁，余姓要拆了蔡姓的地基，双方发生斗殴。余姓是明朝初期从商城县余集镇（时为隆门里）迁来的，是敕封太子少保的三品官余思铭将军的一位孙子的坟墓，附近有一个大的村庄为光山县大余湾，我们村庄东余家也称为小余湾。蔡姓在附近也有一个大的村庄，是光山县蔡洼。两村都约了族人，发生群体械斗，蔡姓被打死一人，余姓人有四人坐牢，最长的判十七年，最短的判十三年。大余湾族长派人到我们村来收钱，每个余姓男丁收一元钱，用来打官司和给吃牢饭的“英雄”家庭补偿。

光山县大余湾人到新县八里畈乡某村偷树，返程途中，一余姓后生忽然说要大便，便在某个村庄村口，其余人都停下来歇息，也为等他。天刚蒙蒙亮，该村有位老人早起，看见村口停了很多树，便大喊“有人偷树了”。全村庄人都惊动了，纷纷拿了家伙追赶偷树贼。其他偷树人都跑掉了，唯有茅厕中的少年没有跑掉，被抓住了，白天吊着打，晚上继续打，并拿火香烫，一个一米八的壮小伙子竟被打死了。大余湾人那个愤怒啊——偷的又不是你们村庄的树，于是召集了近两百个后生，包了四辆大巴车，每人手持钢管、长刀，开到打死人的那个村庄，实行逐户打砸，没有抢。这一次，不知有没有人坐牢，但余姓每个男丁又出资二元。

6

宗族观念是旧时里、保、村庄自制的必然产物。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是以姓氏命名的，有些以两个姓氏命名。但丁李湾、宋徐家虽是以两个姓氏命名，但其实分别只有李姓、徐姓。究其原因，李姓的祖先是从丁姓抱养的，徐姓的祖先是从宋姓抱养的，故当地丁、李不通婚，宋、徐为兄弟。

旧时的村庄，较大者都有祠堂及家庙。家谱记载，我们村庄，民国时也是有祠堂的，也有家庙。我虽不知祠堂旧址，但村庄有个叫作小庙的地名，对面的吕家湾也有个叫小庙的地名。21世纪之初，这两个原来叫作小庙的地方竟重新有了小庙。我们村庄的小庙供奉着一尊送子，不再是当初的家庙了。

土地承包后，小庙的空地上被父亲辟为菜园，也种过两年麻。紧邻小庙的山坡，父亲也辟了一块地，一半种茶叶，一半种花生、红薯、芝麻、黄豆、白姜等，不同的年份稼穑不同。

在我很小的时候，小庙这地方还有一些的，但气氛并不浓厚，因此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恐惧。小庙就在路边，在赶集必经过的路边，距村口不过两百米，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但小庙旁确实有一座坟山，有一些仍未拆除的坟茔。整座坟山基本被辟为菜园了，每家每户都有。那不是余姓的坟山，想必是鲁姓的祖坟山，想必在东鲁湾改名东余家之后，鲁姓的家庙也改为余姓了。家庙本建在坟山之前。

据我推测，鲁姓应该是在清朝中晚期搬走的。余姓最初的根据地在神留桥集，在大余湾。少量余姓搬到东鲁湾之后，可能是做为鲁姓附庸，例如长工一类。据父亲所讲，鲁姓有人在朝中为官，县官过此庙需下马或下轿祭拜。然而鲁姓出败家子，把银子撒进池塘中，让余姓去捞，谁捞着就是谁的，时间是冬天。鲁姓一天天败落，余姓一天天壮大，鲁姓就在余姓聚居的上湾——鲁姓居下湾——背后的山谷挖一池塘，想要破余姓的风水，水淹余姓。却不知余就是鱼，是淹不死的，越有水活得越欢。后来鲁姓斗不过余姓了，就全部搬走了。但是在我小时，余姓也不过只有二十几户，想必父亲所说的只能发生在清朝。

东余家另有外姓九家，其中徐姓三家、刘姓三家、晏姓两家，蔡姓一家。徐姓三家原为两家，是兄弟俩，据说解放前是居住在山谷中的，多出的一家是第二代。刘姓三家本是一家，为三兄弟，本兄弟四人，老大入赘到邻村吕家湾去了。蔡姓一家出自晏姓，晏姓有一家无子，续娶的女人带来两个蔡姓儿子，其死后就变成蔡姓两家而晏姓一家了。晏姓再分家又成两家。

解放后再没有村庄主姓欺侮外姓的了。 在我小时，晏姓无子那个老人还是生产队长，徐姓那位老大在大队任职会计。但有些事也说不清。蔡姓的老大，因为两个儿子是计划生育后超生，在分田到户时成为黑户口没分到田地，其时他的晏姓父亲已故，生产队长是余姓。村庄只有这么两户蔡姓，他偏要张罗着吃祠堂，邀请光山县蔡洼的亲族来聚餐过一次，算是风光过一回，但吃祠堂之后却要去各家借米。刘姓的老二与余姓是泥瓦匠师兄弟，是吕家湾人，但刘姓老二就没能出师，也就是不能收徒。我父亲是余姓泥瓦匠的第二代大弟子，另有两个师弟，这一支、徒弟四人常年在镇上做工，却没有刘姓老二的份。

又如理发、烹饪，一般都是请本族的。来我们村庄剃头的是大余湾的剃头匠，每月要来一次。爷爷是我们村庄掌勺的，收的徒弟也是余姓的。

人民公社解体后，村庄还想恢得旧社会传统，要选什么族长，结果我爷爷没有同意，此事也就作罢。族长的人选，就是那个被哥哥卖掉媳妇的老十，比我爷爷长一辈，年长分长，却没什么威望。他在民政局领到的抗日士兵补贴，也是我爷爷帮他跑下来的。爷爷是1928年人，从年长、分长来说，都是不够当族长人选的。

7

入学后是童年的第二个阶段，因此我想写写我的那些小学老师。

一、二年级读的是抗大小学。根据就近办学的原则，那时不存在完全小学，一、二年级分散在各个村庄里。我们村庄人少，因此一、二年级要到吕家湾去上。两个年级只有一名教师，所有的抗大小学都是如此。教师是位女性，刚结婚，公公就是我父亲泥瓦匠的师爷，她的丈夫在县汽车队开车。每次，她的丈夫将车开回停在村口马路边的时候，那叫一个气派。我们闻着柴油味时，觉得有一股特别的异香。

据说，吕家湾小学的吕老师只上过四年级，算不上小学毕业，然而却教得非常好，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因为我每次数学都考百分，语分也总是九十五分以上，因此在小学二年级时，她也偶尔让我帮忙批改一年级的数学。可惜上二年级不久她便要生孩子，因此我转到了前张洼小学。

前张洼小学的张老师是个老私塾先生，凶得不得了。讲台上常放一戒尺，打手心是常事。打手心是最轻的处罚，中等的处罚是用小木棍将嘴巴或眼皮撑起来——如果上课说闲话或东张西望的话。最严厉的处罚是在讲桌下跪到放学，期间绝不允许上厕所，所以挨跪的人常尿裤子，冬天棉裤裆会硬邦邦的。在胆颤心惊中，我从没受过这些处罚，因此也成为一个榜样。但升学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举报同学抄我的试卷，却遭到了他的厉声呵斥，好在那是最后一天。

三年级是哀伤的一年，母亲去世，我连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印象。

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姓汤、姓管，分别教了一个学期，数学老师姓李，是校长的女儿。汤老师家庭很远，七八里地，却从不住校，每天早晚都要从我们村庄经过。管老师家庭更远，在十几里外，因此是住校的。管老师快到退休的年龄，会唱诗。但是他唱起诗来并不好听，因此我也从未学过唱诗。他常教给我们一些课外的古诗，如杜牧的《赤壁》、陆游的《书愤》，这两首我是背会了。管老师从不打骂学生，但是有一次有个男同学在课堂睡觉，管老师只轻轻地敲了一下他，那同学以为是别人闹着玩，但嘟嚷一句“哪个儿打老子”。放学后，管老师留下那个学生，关了教室门，拿起板凳，把那个学生打得哭狼嚎。

李老师的二弟与我同桌，因此她上课时总往我这边瞟。但她的眼睛近视一千多度，我常怀疑她到底能不能看见。因为近视，她讲课时总是在课桌之间来回游动，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她看不见，私底下小动作很多。有一次她问我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我竟然说要做数学家，因为她讲过陈景润的故事。

五年级时搬到了红砖琉璃瓦房的教室，学校的面积扩大了一半，在这一年取消了抗大小学，一、二年级都搬了过来，成为完全小学。学校是初中、小学一起，原来只有三排房子，都是青砖瓦房。之一排房子是三、四、五年级，第二排房子是初中一、二、三年级，第三排房子是教师宿舍，学校另有一个食堂。新盖的红砖瓦房都是小学教室，初中仍然在青砖瓦房里。据说，许多青砖是坟墓的青砖，建校之处原是一个坟场。旧校园中都是泡桐树，而新校园里栽了许多冬青。

班主任、语文老师常年穿着蓝色中山装，别的老师虽然也多穿中山装，但都没有他穿得笔挺、得体。他的语音也非常洪亮，尽量用普通话教学。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弟弟与我同桌。他的弟弟也很调皮，在家常挨他的教训，这是在出过一场事之后我才知道的。那是一件小事，就是上课时他弟弟与我讲话，他走到我俩桌边，拿起我的铁皮文具盒砸向他弟弟的头，把我文具盒的一角砸出很大的一个凹坑，让我心疼了很多天，但并没有处罚我。事后听同学讲，有一次在家，他一脚把弟弟从堂屋踹到院子中。语文老师为激发我们的写作兴趣和提高写作能力，经常搞一些作文竞赛，有一次还自己掏钱给前五名每人奖励了一本书。在那本平生之一次获得的物质奖励中，我平生之一次读到了现代诗，是普希金的《小鸟》：“在遥远的异乡，我遵守故乡古老的习俗，在明媚的春天节日，一只小鸟从我的手掌放走······”

数学教师对我和同桌则持相反的态度，他也没有结婚，也并不因为我学习成绩好而偏爱我。那时的课桌是没有抽屉的，底下有两根木杠，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我与同桌在课桌下的木杠用白线来回缠绕成一个可以放书包的吊床。数学老师勒令我们解开那些白线，然后用线系住我的耳朵，要同桌拉着我在课堂上。这是让我特别耻辱的一件事，也让我不平，为什么系住耳朵的人是我？

上初中本来应该告别童年，但初一那年我还未满十二周岁，因此也可以算作童年。这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很恶劣的班主任，表面上并不恶劣，一年中也未表现出恶劣。但是在初一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仍余下一些班费，按理说要退还给同学的。我作为班长，他说这些班费将由我来找他领取，然后分发给大家。但直到考试结束，直到去领通知书，仍未等到他给我那些班费。初二开学，听说他调到他们村小学去当校长了。他的妹妹与我一班，我并未与她言及此事。听与该班主任同一个村庄的男同学讲，他的老婆是长年瘫痪在床的，因此也就原谅他了。然而约摸过了四五年之后，也许是在我上高中时，竟听说一个天大的丑事，这个曾当过我初一班主任的小学校长，竟猥亵甚至可能是了十几个小学女生，以至一些受害女学生的家长把他重打了一顿，把他的家也砸了。

初一时我最不爱学的是英语，逃课也是从上英语课开始的。英文教师的丈夫也在学校教初二，那一年借调到乡，十几年后做到乡长。起先，英语老师也是爱提问我的，但我总是答不上来，因此也增加了我逃课的次数，再后来她就不管我了。初一和初二，英语考试我从未超过四十分，初三努力一年，升高中时竟考了九十五分。

8

村庄通电伴随着我童年的结束。那年夏天，家乡终于通上电了，在还未装上电表的那些日子，家家都是彻夜长明，以至那电灯光还没有煤油灯亮。

在那之前的一年多中，我们时常关心着翻山越岭的电线灯的安装进程，着许多用电的危险事件：某个人坐在汽车顶上，被高压电吸到空中，烧得骨头都没有了；某个孩子中电子，他的爸爸赶紧去拉，结果果一家人都电死了；某小孩撒尿，尿到电上给电死了······因此得出的教育是：装满货物的汽车是不能扒的；若看见一个人中电了，更好的办法是拿木棍或木柄的工具将他打倒；一切湿的东西是绝不能接触电的······

那年国庆节，学校并没放假，但是停课：学校借来一台超大的彩电，在操场上即时播放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仪式，全校所有师生集中观看。

学校那只手摇的破铜铃退休了，换上了录音机和高音喇叭。课间广播体操，播放的是录音；放学时，播放的是流行歌曲；特别是每天早晨七点半，校园的高音喇叭就开始播放歌曲了，有时我在田埂上放牛就可以听见，而不需再去看日升几竿。一些胆大且自认为唱得好的女同学，偷偷跑到播音室里，录下自己会唱的歌曲。

村庄有了电动打面机。在用柴油机发电的时代，村庄只有打米机，打面要到别的村庄。打面与打米更大的不同，是麸子与米糠。对于猪来说，麸子是细粮，糠是粗粮。在饥饿的时代，还有人吃麸子的。我就曾见有的人家在煮米饭时掺了麸子，或者在面粉中掺了麸子包麸子馍吃。对于牛来说，更好的伙食是黄豆，泡过的黄豆对于刚生产的母牛来说，相当于人类吃肉。

在点煤油煤的时代，农村用蜡烛并不多，多数只用在香桌上或坟前。用电之后，家家常备蜡烛，以防停电。在家家将剩余的一点煤油因停电而使用完之后，所有的煤油灯瓶都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会怀念煤油灯，即使在因为有人偷电而使电费涨到三元多钱一度时，也没有人说不用电了。我之所以写煤油灯，是因为它陪我走过了整个童年，它烧过我的头发，照亮过奶奶拉纺车的慈祥面容，照亮过母亲夤夜织布的困倦面容，照亮过元宵夜的坟山，也照亮过元宵夜的所有房间，连同牛栏、猪圈。

由煤油而及食用油。童年所吃的都是菜籽油和猪油。猪油要到供销社去买，称为“割猪油”，是依从“割猪肉”而来的。植物油只吃菜籽油和芝麻香油。虽然也产黄豆和花生，但没有人舍得去炸豆油或花生油。黄豆主要用来换豆腐，一斤黄豆换四斤水豆腐，豆腐是最最常见的待客菜肴，在任何大大小小的宴席中必不可少。花生也都是用来待客，炒花生，富裕人家才用炒花生米待客。炒菜，一律用菜油，炒出的鸡蛋是金黄黄的；吃面条，用猪油，熄火后整锅淋上一点香油。茶树籽油一般是没有人吃的，太清、太淡，农村说“太寡”，与清汤寡水之寡同义。

农村人常将有没有力、有没有劲说成“肚子里有没有油”，有时这肚子还延伸到腿肚子上。一个人 立时，冷不防腿肚子被人踹了一脚，那人却说“我看你肚子里有没有油”。小时，儿童“竞豪奢”的比赛竟是往池塘里丢菜，看谁丢下的菜泛出更多的油花。

相类于割猪油的便是割猪肉，一定要肥的，任何骨头都没有人肯要。猪肉割回来，炒肉时，总要炼下一些油来，盛进油罐中。现在人流行吃瘦肉粥，古时却流行肉糜。所谓肉糜，就是将肥肉放进罐子中煨烂，完全的肉糜不加米，加米的就是肥肉粥了。

旧时农村宴席中，最主要的一道菜不是鱼而是红烧肉，一盘十块或十二块，保证每人吃到一块。但是自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很少人爱吃红烧肉了，我曾亲见我邻居吃下一整盘红烧肉，两人席上打赌，他吃一块，别人喝一小杯酒。

9

物质的童年，最艰苦的岁月是生产队时，家里自留地少，有时蔬菜供应不上。有那么几次，家里吃饭时没菜，就用稀饭拌上盐，称为“就咸稀饭”。在那些年中，每年初夏橡子长出的季节，奶奶就采摘橡子做成“橡子豆腐”，有一些淡淡的苦味。中年后回到家乡，橡子豆腐竟成为我最热切寻找的舌尖记忆，但已吃不出当初那种幸福的苦味了。

太太活着的最后几年，都是用罐子熬稀饭吃，有时里面便掺了肥肉，炖成肉糜。有那么几次，我就偷了太太的肉糜吃，气得太太拄着拐杖追打我，有一次逃跑时差一点把太太撞倒了。

小时之所以爱走亲戚，哭着追赶一里路远也要缠着奶奶，无非是贪图那一些好吃的。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发鸡瘟，发鸡瘟便可以吃鸡了，家里的鸡蛋都是用来卖钱或待客的，除非生日才可以吃上一两只鸡蛋。

猪肉比鸡蛋更难吃到，虽然集市离村庄不过一里远，但平常来客都不会去割肉的。唯有小鱼小虾吃得多，梯田的水荡中到处都有小鱼小虾，还有泥鳅和黄鳝。有那么几年，家里薅秧时总是将榨茶籽油剩下的茶饼砸碎抛进稻田中，目的是毒死蚂蝗，也可肥田，却把泥鳅都毒死了。每个稻田都可捡回极多泥鳅，吃进肚里，并不在乎有毒。夏天发大洪水的时候，村庄的小河便从水库游上来许多大鱼，每到此时，那鱼就极为贱卖，通常两、三角钱一斤。

整个更好吃的月份是正月，饕餮盛宴，拜年，或接待来拜年的亲戚。腊月八村庄打鱼，过小年前杀年猪，似乎都是为了整个正月。 过年有两说，一说“十五里都是年”，一说“正月里都是年”。亲戚、朋友多的人家，十五里是拜不完年的。正月里饺子还不算主食，只算“打尖儿”，过晌午、过晚上或过夜。

二月就趋于平淡，或许还有些腊肉，三月里腊肉就几乎完全没有了。在农村，牛肉是非常罕见的，除非是老死的牛、病死的牛。偶尔也有雷劈死的牛，据说牛肉有一股焦糊味，我并没有吃过。

那时，还没有人吃蛇肉、吃青蛙、吃螺蛳、吃蚌蚌，直到八十年代末吃的人才多起来。所谓山珍海味，就是野鸡野兔和王八，乌龟是没有人吃的。火铳被收缴后，农村人依靠养狗来抓野兔。表弟家有一条狗很厉害，我亲见它不到五十米就抓住一只野兔，据说最多的一天晚上抓到四只野兔。我养过一条狗，就是昨夜梦见的那条，之一次抓兔子时就累死了，平时给它喂得太胖，跑不嬴兔子，追了几个山头也没追上。

爷爷少年富贵、中年落魄、晚年闲适。在他六十五岁那年，得了贲门癌，一检查已是晚期。患病之初，爷爷总是脚肿和小腿肿，但奇怪的是一吃肉就肿消了，双腿也有劲了，因此耽误了检查和治疗。病到最后吃不下东西，便说想吃西瓜，叔叔跑到冬天的省城才买来西瓜，吃罢西瓜的爷爷不知道是否安静地离去，那双眼是父亲为他合上的。

10

在我刚入学的时候，爷爷已经五十岁了，渐有了花白的头发和微驼的背。那时，父亲仍很高大，威猛如天神一般。我从来没想象过父亲与爷爷一样，虽然那暴躁易怒的性格并无差别，但却是在多年以后我才感受到。许多时候，父亲是慈爱的，几乎从没打过我们，顶多就是让我跪在“祖宗昭穆神位”前，思过。

多年以后，也许在父亲六十岁以后，我才发现他花白的头颅竟然与爷爷一模一样。从前，我将父亲的头颅想象得过于庞大，原来竟是那么小，他的背也不像原来那么宽了，也有了与爷爷同样的佝偻。

父亲有一双极宽大的脚板，在我的身体长足之后，我曾与父亲的鞋子比过，他的鞋至少大过我两码。父亲每天要步行四公里去镇上，摸黑回来。多数时，父亲几乎是“竞走”着去的，他总是比师弟们晚动身半个钟，一路上显得风风火火，油煎馍边走边吃。别人都说，父亲一小时干的活，顶别人三个小时，一个人顶三个人用。

父亲小时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遗留下的。三十多岁时得一偏方，生吃癞蛤蟆的肉治好了，但也不算全愈。有时酒喝多了，那肠胃便受不了。

我一家人都是脾气暴躁，爷爷如此，父亲如此，叔叔如此，我和弟弟也如此，我的儿子同样如此。爷爷害怕父亲兄弟一人将受欺侮，执意要给父亲添一个弟弟，以致叔叔比父亲小了二十岁。叔叔自小顽劣，爷爷也不太介意，认为只要不是“门旮旯里的光棍儿”就行。在我们那里，“光棍儿”是好汉的意思。叔叔确实光棍儿，从小就是孩子王，我曾认为他一生打架上千场。那些与他干过仗的，在1983年“严打”时被抓走十几人，叔叔却安然无恙，那一年他十七岁，仍读初一，初中读过两轮。

有一年暑假，叔叔刚与邻村人打架回来，家里正在打谷，生气的父亲一扁担拍在叔叔头上，那扁担竟然断为两截。叔叔上学从未得过奖励，挨过他黑砖的教师倒有不少，唯一受到过的口头表扬，是初三那年学校打柴他挑回185斤，创造了校史纪录，那可是近二十里路。

我想，父亲应该也可以挑185斤吧，母亲都可以挑一百四五十斤。农村的计量单位，仍用“石”，一石即是一担，约一百五十斤。一石田等于十斗田，一斗田等于十升田。但不对应的，一斗并不等于十五斤，一升也不等于一点五斤。

暴躁的父亲也有他的英雄之举。有一次父亲病了，农村称为“打皮寒”，坐在门口捂着肚子难受，斜对门的那位一口气能吃下十二块红烧肉的邻居便来挑衅，口中指桑骂槐不干不净。农村的门槛都有一个洞，本来是留给母鸡进出回家生蛋用的，不过小猪仔小狗也可出入。我家刚买了两只小猪仔，常溜进邻居家，惹他不满。那邻居比父亲小十几岁，正年轻气盛，可能他以为我父亲即使不生病也打不嬴他。双方动起手来，我父亲一把就把他摁住了，捶了他一顿，直到其他邻居劝开。后来我家小猪死了一口，被人捅死后丢到树园里，凶器明显是蔑匠用的拐刀，而村里只有他兄弟俩是蔑匠，他的哥哥却是我的五姨父，断不会干这事。这位邻居也是一位不孝逆子。本来他老父亲与他住在一起，但他却在山墙外开了一个门，只给他父亲不足四平方米的一角房子，让其父单过。后来他父亲摔断了腿，无人照料，就脱下裤带吊死了，光着身子，几天后臭了才被人发现。

还有一次，我大姑家上五年级的女儿，比我大一岁的表姐，在马路上被自行车撞了，大姑和姑佬束手无策，是父亲寻访到肇事者，全程做主，要对方赔偿了事。

叔叔因火爆脾气，直到前几年还被拘留了一次。叔叔在县城居住，平时以拉黑车为业。一次他拉了三个年轻男子，因为价格发生口角，三个年轻人看他是五十出头的半老头子，打架更不放在眼里，不料叔叔竟将三个年轻人都打伤了。事后警方调解，伤者要他赔医疗费，叔叔就是不肯，宁愿拘留十五天了事。叔叔当年在汉正街，那些左青龙右白虎的人都不敢敲诈他。更高光的时候他一人空手面对三十人，双臂挨了六刀，踢倒对方六人。

11

我小时在叔叔的保护下成长，是以总感觉自己懦弱。弟弟却不一样，大表弟也不一样，儿子从小表现的也不一样。大姑的村庄不足十户人家，是以大表弟从小打架就是以一当十，如同我的村庄只有一百多人，叔叔面对的附近三个村庄都是五六七百人。

某年暑假，我在大姑家玩，竟有邻村四个少年手持斧头，来把大姑家的门砍破了，好在大表弟躲起来了。多少个夜晚，他都是被拦路到天黑，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家。

乡村人的打架斗狠，原也有一定传统，人们常说，否则新县也不会是将军县了。看过许世友传记的人知道，许世友出少林后，一拳打死了地主家恶少，去部队当兵，又打死了欺压他的一名军官，因此才加入红军。许世友一生多次参加敢死队，敢死是山里人的某种特质。

在山区长大的孩子，从小便有与狼、豹相遇的经历，有些人也曾遇过土匪。我八太的父亲，便是被土匪杀害的。

八太是我们村出过的更大一位文人，曾经当过大学教师，被评为新县三个半文人之一，也曾拒绝过做行署专员的秘书，后被打成右派。

似乎在我小时，八太从未回农村过年，过年时他就在乡高中，他的妻子——我也叫八太——在乡小学教书。为加以区分，农村人将男性称为外太，女性称为里太。

外八太也是位狠人。在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的那些年月，每次他去县里，去时一担柴，回时一担柴。他那以前从没干过体力活的肩膀，可比我爷爷宽多了，外八太身高一米八几。

在外八太的父亲被土匪谋杀后，他的母亲带他回到县城，靠给人洗衣维持生活。外八太以专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大学后，他的表妹嫁给了他，那就是我的里八太。在外八太被打成右派后，里八太由城关一小请调到乡下，追随着他。里八太的祖上也曾辉煌，今新县“鄂豫皖苏区航空局旧址”，据他侄子讲就是她祖上的房子。

被评为文人的标准不光是书读得好，学问做得好，还要有传统文人必备的技艺——琴棋书画。外八太的棋艺如何，我不能知，但我知道他会弹琴。右派时，他曾打死过一条追赶他的白蛇，剥下蛇皮并砍了梧桐树制琴。农村人说，白蛇娘娘是打不得的，比双头蛇更打不得。

他也懂医学。在他的一双儿女得了急性肺炎时，他自己上山去采草药，却因此耽误了孩子病情。孩子死了，村里人说，是打死白蛇娘娘的报应。

使他出名的还是书、画。在他搬离村庄之后，我曾于废纸堆中捡到他的一幅字画，字是隶书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画是诗意图。那幅画我只挂了不久，过年后就被亲戚偷走了。

他留下的最后一幅大门对联，便可显示他学问高深。那副对联却是楷书：“周易云乾坤定矣，毛诗曰钟鼓乐之。”一个不是对古文深有研究的人，是作不出这样的对联的。

之一次见到外八太，是在我上四年级那年，星期天，他可能是回家取什么东西，中午在我家吃午饭。那时他还不满六十岁，腰就驼了，拄着一根文明棍。饭后，父亲请他教我写字，经过简单测试，他便说我没有写字的天分。他是个天才，也是唯天才论者。

再过一两年他就疯了，治疗了一年半的时间也未断根。里八太于我升四年级那年已调回城关小学，遂把未治愈的外八太也接到县里，住在里八太弟弟建房时为她所建的两室一厅的小平房里。

外八太疯的原因，是在短短几年中，竟认了四个义子，都是乡高中高三年级的学习尖子。然而这些人拿了他的钱，考上大学不久都把他抛弃了，有些甚至用他的钱建了房子，他的工资本都掌握在义子父亲手中。到我上高一那年，他最后一个大学生义子仍在给他写信，信上要五百元钱，需买只相机。

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在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摘掉后，竟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向迟暮，或者说走向坟墓。同样优秀的里八太，曾是新县五、六、七届人大代表，全国特级教师，临死时只留下一千五百元的丧葬费用，活了九十二岁。

12

审视童年，都是这些平凡的人，命中注定要遭遇的人，偶有的一两个优秀的人，也因为时代的不幸而染上不幸。父亲教育我的为人方式，我一样也没有学到。

例如父亲说，某某人口袋里装三种烟，大前门、芒果、白河桥，见了领导敬大前门烟，见了同事发芒果烟，见了底下人发白河桥烟。父亲又引用民谚说，“喝喝捧捧斗家伙”，要学会给领导送礼、奉承领导。父亲还说，“宁与侉子拼大刀，不与蛮子拜结交”。当然，除了口袋装烟的典故，大多数教导都是在我少年或青年之后才说的。

但父亲很早又看出我的不可救药，直说我将来要接八太的班，呆子，书呆子。直到如今，父亲仍然这样认为，可惜我自认没有八太那样的天赋。在我初三那年被评为地区三好学生时，父亲在家里摆了一桌酒，说是要谢谢校长等学校领导，让我去学校请校长们吃晚饭。可是我在学校踌躇了一个多小时，并且校领导几次从我身边经过，等我开口，我却硬是开不了这个请客呼饭的口，直到父亲亲自赶到学校。酒席中，父亲让我给校领导敬酒，我竟一溜烟地逃跑了。孺子不可教也。

因此在我后来的许多次人生机遇中，总是因为与领导搞不好关系，以至一生沉浮，走“水瓢运”。所幸在我所处的时代，并没受到多少打击报复。

古人说“三岁看到”，其实我暴戾、自我的性格，在我三岁时便显现了。小时，姑姑常喊我“暴桀”，因为恃太太、爷爷的宠而骄，我甚至敢拿石头砸叔叔的脑袋，把叔叔追赶到树上也不罢休。我并不聪明，只不过童年时记忆力极好罢了，但这种记忆力后来逐渐被酒精给吞噬了。情商几乎为零的我，注定在这个世上承受痛苦，生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中，自我哀伤又自我安慰。

如果一百次的醉酒还未换来一次的酒醒，那么生活的美好就只存在于从未醉酒的童年，以及少年时代。其实，最应该审视的应是我少年时代之后，从踏入社会的之一天起直到如今，只不过我这种懒得与人交往的性格，又能记住几个社会上相遇的人？

茫茫人海。

2022 .9.1

以上就是与八几年的属狗的今年多大相关内容，是关于父亲的分享。看完2022 属狗今年多少岁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